曾国藩成功之道探析
成赛军
【摘 要】：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历史影响的人物，曾国藩的成功基于这样一些因素：读书储识，坚强立志，修身定性，倔强行事，交贤纳才，开放纳新。时至今日，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关键词】：曾国藩；成功；读书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创办湘军，挽救了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开创了“同治中兴”之局，是清王朝文臣封侯第一人；他倡办洋务，践行学习西方之先，有意无意地挣破束缚自身的社会罗网，成为同时代人中敢于直面西方文化的先行者。虽然近代以来，曾国藩备受争论，但他的事功，仍然得到了诸多军政文化名人的推崇。梁启超对曾国藩非常赞服：“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1]青年毛泽东曾经在致友人的信中感慨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2]。从一个偏僻的农村走出来，并封侯拜相，建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事业，曾国藩是如何完成由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华丽转变呢？这是许多人孜孜以求的问题，本文不揣谫陋，略陈管见。
一 读书储识
自曾国藩的祖父起，曾氏家族形成了“耕读”为本的家风，曾国藩从8岁起在父亲曾麟书“晨夕讲授，指画耳提”督教下有过一段扎实刻苦的读书生活。这种读书经历对他影响很大，让他受益终身。1836年，曾国藩在“恩科”会试落第后返家途中典卖衣服购买了一套《二十三史》，父亲曾麟书知悉后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3]曾国藩从此发奋圈点，研读不辍，立誓“中断不孝”一年之内几乎足不出户，终将《二十三史》点读一遍。在京为官时，曾国藩以朱子之书为日课、月课，制定课程十二条，规定“无日不看书，虽万事丛忙，亦不废正业，”[4]在家书中勉强弟弟说，“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间断看书之课，又弗以考试将近而间断看书之课”。[5]即使在晚年身体衰病，目力不及时，他“看书未甚间断，不看则此心愈觉不安”。[6]曾国藩对于读书有着精到的见解，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7]终曾国藩一生，读书学习成为了他的习惯。正是这种良好的读书习惯，让他不断获取知识，储备学识，为他事业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故《清史稿》在总结他事业成功的原因时说：“国藩事功，本于学问”。
曾国藩认为，官宦之家只能延绵一两代，商贾之家而能勤俭者能延绵三四代，耕读之家而谨朴者能延绵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延绵十代八代。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族读书风气的养成。他经常通过书信勉励自己的族人要坚持读书。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8]正是在曾国藩的谆谆教诲和精心培育下，曾氏家族的读书风气得以延续下去，曾国藩兄弟及其家族后裔中人才辈出，让世人为之侧目。在时下浮躁的社会里，如何坚守学习的长期性，让知识丰富生命的内涵，自觉抵制世俗的功利化、物质化的侵蚀，曾氏的做法是能予我们以启迪的。
二、坚强立志
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农村子弟要想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成就一番事业，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货与帝王家，几乎是惟一的出路。曾国藩二十岁以前，虽然读书为文，但并无志向。基本上是沿着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再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这条路前进的。随着知识的增多，社会阅历的丰富，人际关系的拓展，曾国藩立志学圣贤，有了崭新的蜕变。他改号为“涤生”，涤是涤去旧染的污秽，正如袁了凡所说的“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进京中进士后，他立下“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9]又更名为国藩，寓“国之藩篱”之意。
曾国藩非常重视立志，他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立志”，“有志者则断不甘为下流”，“不甘居为庸碌者也”。[10]他强调，读书人要志向高远，不要纠缠于一得一失。他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温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据此可见，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走的是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曾国藩还认为，要立坚卓之志，他曾经嗜好水烟，做事无恒，后来痛下决心改掉这些坏毛病，最后得偿所愿。他坚信，人的志向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11]
3、修身定性
立定志向，便可以朝着这一目标，努力读书，发奋为学。但是，我们经常发现，人们常被外在事物所干扰，很难做到凝神定气，始终如一，曾国藩在年轻时候也有过这种困惑。入京做官后，他追随唐鉴致力程朱理学，并和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等在一起反复讨论，互相勉励。在这期间，他逐渐确立了“内圣外王”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他曾作联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在借鉴倭仁办法的基础上，摸索形成了自己的修身方法。所谓修身，就是效法传统的道德规范和圣人的言行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之达到社会普遍认同的要求。按照这一设想，他制定了著名的“日课十二条”：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12]曾国藩修身的核心内容是克己求过，手段是写日记。他的“求缺斋”日记，常为一般人所称道，他在日记里，对照自己一天的言行进行反思，进行检讨，终其一生，除了有小段时间，其余则是从不间断。他的日记里遍布着反思、检讨之言。一天早上，曾国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事后，他痛骂自己“盗贼心术，可丑！”他针对自己贪睡无法“黎明即起”就痛责“一无所为，可耻”。曾国藩在修身处世方面严格践履《大学》“诚正修齐治平”之道，不断克服了自身的人格缺陷，铸造了成就大事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当代学者总结说：“曾国藩达到‘真君子’的境界，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承继了传统的修身理论和思想，毕生‘战战兢兢，死而后己。行有不得，反求诸己。’”[13]
四、倔强行事
晚清社会，世风日下，百弊丛生，要想能有所作为，实在需要超强的定力，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坚韧的意志以及为此而付出锲而不舍的行动。曾国藩创办湘军，做出了清朝体制力量内的经制之师——八旗绿营所无法完成的事业，并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践行学习西方的先驱，其中的艰难困苦，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且能够担当的。他最终能成就一番事业，与其倔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有莫大关系。曾国藩出身农村，自幼受母亲影响甚大，曾自言：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他认识到倔强对于事业的帮助，在给弟弟的信中作了很好的总结：“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14]
曾国藩无论治军治政，还是立身为学，都是坚忍不拔，只要是认准的事情，不管如何困难，都是勇往直前，百折不回。他曾作联说：“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15]。细察曾国藩自咸丰三年领军至攻下安庆近十年间，他屡受挫折，但从不放弃，在逆境中奋起，在奋斗中寻找出路，终于获得最后的成功。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常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戍、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16]这种坚忍倔强、永不言弃的性格特征奠定了曾国藩成就事业的坚实基础。梁启超评价说：曾国藩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17]
五、交贤纳才
古谚有云：“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人生的道路上，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需要很多有能力、会办事的人的支持和帮扶，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曾国藩深知学问事业受师友影响极大，所以他平生对于求师交友，甚为用心。在少年求学之时，他便深以身边损友太多而烦恼，在书信中写道：“衡阳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他认为：“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在湖南读书和在京为官期间，曾国藩非常注重结交有真实本领的人，“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与他交往较为亲密的师友中，如罗泽南、刘蓉、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唐鉴、倭仁、吴廷栋、何绍基等人，皆为当时之才俊，在某一领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们或为他日后事业上的得力帮手，或为他学问长进的良师益友，或为他克己修身的领路人。正是与这些师友的相互切磋，相互砥砺，曾国藩无论是个性品质、道德修养、还是学问文章，都在不断长进。
在与太平天国的较量中，胜利的天平最终倒向曾国藩的湘军阵营一方，其原因之一是曾国藩有着较为雄厚的人才阵营。这个雄厚的人才阵营的形成是与曾国藩孜孜寻求、重视人才分不开的。他将人才问题与国家的强盛兴衰联系起来，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18]。他总结了一套发现和培养人才的办法：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晚清末年，在曾国藩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容闳回忆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19]另据学者统计，曾国藩一生举荐、培养人才共四百余人，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学术研究、科学文化等领域。其中从政人员官至实缺盐运使以上者五十二人。[20]曾国藩深深体会到“水非水而不续，人非人而不承，”[21]指出：“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这种不事必躬亲，重视选替手，接续未竞事业的见地是相当高明的。历史上常有许多生前轰轰烈烈，死后人亡政息的事例出现，大抵是缺乏长远眼光，不重视选替手的原因。曾国藩身殁后，生前所倡办的洋务事业仍在李鸿章等人的着力下艰难推进，其“湘乡派”文风在弟子黎庶昌等的承续下继续发展，便是他选替手的明证。
六、开放纳新
在曾国藩的事功中，倡举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文化自然是不应忽视的。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国需要有改革，才能摆脱保守落后的状态。道光末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触及了时代脉搏。但这种认识长期未能落到实处，几乎是在20年以后，才在曾国藩等人的推动下，将学习西方落实到行动上，于是出现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曾国藩能够从保守的封建士大夫阵营中分离出来并接纳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呢？追本溯源，这是与他开放纳新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
曾国藩曾追随理学大师唐鉴“一宗宋儒”，后转为“汉宋兼采”，说明他认识到各个学派既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不足，应该取长补短，趋利避害。不管是“一宗宋儒”，还是“汉宋兼采”，他的学术都具有经世致用的特征。他突破其师唐鉴认为儒学内部一般只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门的学术思想，提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曾国藩率先在清代举起了理学经世的旗帜，以他为首的理学经世派，不拘泥于陈见，采取务实的态度，直面社会现实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他提出：“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之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这种因时变通的思想相比当年修身好友倭仁固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立场，对西学盲目排斥，深恶痛绝的态度，其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据此知之，曾国藩“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讲求和治学上的开放纳新是日后接受西方新事物、新知识的思想基础。”[22]咸丰十年，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23]此后，他制造轮船枪炮，翻译西书，奏准选派留美学生，为促进晚清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作出了较大贡献。不过，由于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生存环境的限制，身边人士见识的不足，他的基本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是有限度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迈出了接近西方的一步，但这恰是当时的中国所需要的。
参考文献：
[1][17]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序》，《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8、709页。
[2]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3] [12]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7页。
[4] [5] [8] [10] [11]《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93、99、324、47、94页。
[6] [7] [14] [16]《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411、827、934、1309页。
[9]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页。
[13]李育民：《曾国藩的修身思想析论》，《2011湖南双峰·海峡两岸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论文资料本》，第189页。
[15]《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27页。
[18]转引自章继光：《曾国藩思想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
[19]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
[20]朱东安：《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页。
[21]《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85页。
[22]成赛军、贺进财：《曾国藩与晚清海防述论》，《足球彩票,中国足球彩票网学报》2011年第4期，第104页。
[23]《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272页
